□晨报记者 邵丽蓉

　　随着《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》的热播，尘封多年的历史记忆“大逃港”揭开了冰山一角。剧中出现习仲勋复出主政广东、治理“逃港潮”的剧情，更是让报告文学《大逃港》一书的作者陈秉安颇为兴奋。

　　“长期以来，逃港问题是个半禁区，但30多年前，习仲勋就已经敢闯这个‘禁区’了。”陈秉安指出，这段历史的还原，还带出了一个新的问题：我们通常说改革开放的起点是安徽小岗村，如今看来却是习仲勋主持时的宝安县，也就是如今的深圳。

　　逃港事件对于史学界、新闻界、文学界一直是个禁区，近些年来才有大胆些的出版社、报纸、电视慢慢接触这个问题。

　　正面肯定逃港事件是新的认识

　　新闻晨报：热播剧 《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》再现了“逃港潮”。长期以来，史学界如何评述大逃港？您觉得现在正视这段历史，又有何意义？

　　陈秉安：逃港这件事，建国后的30年一直都有，如同是国内政策的“晴雨表”。国内形势稳定、经济复苏的时候，边境上逃港的人就少。国内形势动荡，比如1957年的强迫农民入社，1961年、1962年的闹饥荒，边境上的人就逃。一开始，逃港被看成是叛国投敌，是要处以重刑的，当局是用“堵”的办法，用铁丝网、警犬来阻止群众逃港。后来看看不行了，就改成“疏”，即以“思想教育”为主，学习毛著、唱革命歌曲，批判“资本主义道路”，这样做的结果好了一段。再后来还是逃，这才改成用“导”的办法，即发展经济，搞“改革开放”这样就成功了。逃港这件事，对于史学界、新闻界、文学界一直是个禁区，近些年来，才有大胆些的出版社、报纸电视慢慢接触这个问题。近日中央台播出的电视剧《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》写到群众逃港的问题，而且是正面肯定的，说明中央对这件事有了新的认识，应该说是迈出一小步了。

　　新闻晨报：促使逃港的背景和原因有哪些？

　　陈秉安：主要是经济的。那时生活太苦了嘛。河那边，可以“喝早茶”，能用电视机、洗衣机了；河这边，还在啃红薯咸菜，咋不跑？上世纪70年代以后，也有一些是因为政治原因逃港的，比如知识青年。他们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觉醒了，觉得自己被骗了，要找寻自己的理想，这样的也不少。

　　已故歌星罗文就曾是逃港者

　　新闻晨报：因大逃港，广东宝安县十屋九空，您曾采访过100多名逃港百姓，请问他们如何回忆那段历史？

　　陈秉安：感慨万分。我记得那一次去万丰村，因为男人逃港路上死了，村里剩下不少孤儿寡妇。逃港的人回忆起来，不少是泪流满面的。抓他们的干部回忆起来，摇头说：“没有办法，有些人就是我的亲人，上面让抓，我能不抓吗？”

　　最近我在香港找到一对知识青年夫妇，当年这对情侣是用绳子把手系在一起，冒死横渡大鹏湾的。有姐弟逃港的，还有念着毛主席语录逃港的……他们都说，现在你们那边比我们经济还好，但是我们还是不后悔，因为我们早了10年过上了好日子。

　　新闻晨报：30年来共计约100万人逃港，那么这批人逃到香港后的生活怎样，你是否采访过？

　　陈秉安：刚开始，香港人口较少，对逃港的大陆人基本是持接纳的态度。后来随着工业生产转移，香港兴建的工厂需要大批劳动力，因此逃港过去的大陆人，来多少都要。并且，香港工厂还特别喜欢逃港者，特别是游过去的那批人，体力经受过考验，都是身强力壮的。同时，他们最能吃苦，最有毅力，要求低，只求温饱。上世纪70年代一批知识青年开始逃港，他们是有文化有思想有知识的一批人，可以说，他们这批新鲜血液助力了香港的发展。后来逃港者中成名的不少，如乐坛歌星罗文、金牌编剧梁立人、期货教父刘梦熊等。

　　在30年改革开放中，习仲勋始终站在改革潮头，留守深圳12年，为广东要权，为改革开放“杀出一条血路”。

　　习仲勋印象：平易近人，沉稳担当

　　新闻晨报：你能谈谈当年为写大逃港采访习仲勋的经历吗？

　　陈秉安：习仲勋是我书中不得不写到的一位重要人物。当时的契机是习仲勋出席了深圳特区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，我就以记者的身份直接到他入住的宾馆找他，于是有了当年他主持广东工作时治理逃港的第一手资料。那一天，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给我通了情报，说习仲勋住在深圳迎宾馆，我就在中午时分赶赴宾馆内的中餐厅旁等他。没过多久，他和一行人走了出来，我快步迎上去自我介绍，接着我俩就站着谈了约20分钟，对我提出的资料和历史一一确认。

　　新闻晨报：习仲勋给你印象如何？

　　陈秉安：印象中他那天穿着中山装类的衣服，听说我是方苞介绍的，很乐意回答问题，十分亲切随和。他讲话语速不快，一开口就给人非常沉稳的感觉，回答中也不带政治套话，语言非常朴实，就事论事，问到一些逃港的敏感问题时，他也没有隐晦。我想，这也就是从实践中走过来的老一辈共产党员的普遍情怀。

　　新闻晨报：你在采访中，老百姓有无提到习仲勋，他们又是如何评价的？

　　陈秉安：当然有。当地老百姓常念叨的就两个人：习仲勋和陶铸。在30年改革开放中，习仲勋始终站在改革潮头，留守深圳12年，为广东要权，为改革开放“杀出一条血路”。提到习仲勋时，老百姓总是心存感激地说：“多亏习书记放我们一马。”他们的意思是，当年习仲勋向中央要政策，默许百姓搞活经济，比如三日大放河口，让百姓带着自己的鸡鸭去香港买卖，也允许互通办厂，做生意，让老百姓获得收入脱离贫困。

　　解决逃港之道就是冒险搞活经济

　　新闻晨报：习仲勋主持广东工作时，逃港潮依旧汹涌。习仲勋又是如何治理的呢？

　　陈秉安：习仲勋跟我说，他的认识也是逐步改过来的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他刚到广东时，带着的也是旧的思想，认为群众逃港是“迷恋资本主义生活方式”，是“往共产党脸上抹黑”。还是想沿用思想教育的办法来治理逃港问题。但是他说后来“实践教育了我们这些共产党人，群众教育了我们共产党人”。他到深圳(那时叫宝安县)来，当地一个大队支书顶撞了他，他不反感，还从中摸到了治理逃港的新思路，这很了不起。这以后，他的解决逃港问题的办法就改了，改成了“导”，就是搞活经济，提高河这边老百姓的生活水平。他支持宝安县在边境划出一块地方来，让老百姓自由到香港去做生意，允许香港人过河来投资，办来料加工工厂，也就是背着中央，偷偷摸摸在深圳河边搞“改革开放”。那时候，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刚结束，习仲勋支持搞这些，是很可能被作为“复辟”的罪状，再次让他“进笼子”的。所以说，习仲勋对改革开放的功绩是很大的，他是冒了风险的。

　　新闻晨报：为什么习仲勋要说是“群众和实践教育了我们共产党人”？

　　陈秉安：群众大逃港的这个历史事件本身，就是在给共产党人上课嘛。不搞改革开放，群众就要用脚投票，要跑了。这一点，如果说对身在内陆的共产党人，感受还不是很强烈的话，对于一直在广东边境前沿与民众接触的一大批人，站在河边一看，可谓一目了然。群众的声音是要走老路，还是要求“改变”？他们听得明明白白。是群众和实践教育了他们，使他们有可能早一步觉悟，早一步清醒，成为20世纪中国最早的一批改革者。

　　改革开放宝安县比小岗村早半年

　　新闻晨报：你曾说中国改革开放的触动点不在小岗村，而在宝安县，有什么依据？

　　陈秉安：这其实是一段再清楚不过的历史了：小岗村群众签字，画押要搞联产承包是在1978年的冬季，可是宝安县早在1978年的夏季，就在搞“引进外资”，办来料加工了，许多村庄根本不听上面说的“反资本主义歪风”，主动把当年逃到香港去的人请回来，办“三来一补”工厂，搞得热气腾腾。1978年的7月，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在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的带引下，参观了办得好的沙头角来料加工厂，习仲勋还与“三来一补”工厂的插花(塑料花)女工谈话。于是，沙头角的老百姓不但不逃港了，逃了的都回来了。正是看到这种情况，习仲勋才真正看清，要治理逃港问题，只有搞好“改革开放”，才敢去北京向邓小平汇报，要求给广东省划一块地方搞特殊政策。这时，可以说即使是邓小平本人，只知中国必须“变”，但是改革开放怎么搞？首先从哪里搞？认识也是有限的。改革开放最初的萌芽，是从民间发起的。这些来自基层的智慧，丰富和升华了邓小平的认识，使他有了首先在深圳等地，搞一块地方办特区，作为“试验”，然后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伟大构想。改革开放，就是这样一步步“逼”出来的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所以我在书中说：“没有百万人用鲜血演绎出的大逃港的推导，历史，也许还要停留在深圳河的芦苇丛中不知多少年！可以说，大逃港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！”

　　新闻晨报：你认为目前思想界、史学界对群众逃港的认识怎样？

　　陈秉安：对群众逃港的历史功绩的评价还是远远不够的，对这样一段轨迹已经很清楚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，还在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，不敢正视，逃港问题还是个半禁区。官员们还在怕被说成是“往社会主义脸上抹黑”。30多年前，习仲勋就敢闯这个“禁区”了，咱们怕什么呀？我最近看《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》，这种感觉就很强烈，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界、史学界的思想认识，在很多方面比现在还解放，还敢碰“禁区”。为什么现在我们的思想界、史学界不能够更解放，更大胆一些呢？

　　新闻晨报：你觉得认清这一起点，有何意义？

　　陈秉安：大逃港的历史被封存数十年，也埋没了一大批干部群众为治理大逃港做的实事和功绩。在30年中，干部群众想了各种方法，做出了大量的努力，最终，由习仲勋解决了这一难题。我觉得历史不应该遗忘他们，不应该埋没他们的功绩。

　　■《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》剧情回溯

　　谈“逃港”：不怪别人跑，是政策出问题

　　看着挂着“偷渡犯”牌子的百姓一个个走过，刘金锁、田源、吴怡茹三人依旧壮着胆商量着如何偷渡的计划。为着一个相同的逃港目标，三个分别来自安徽、北京和上海的本不相识的年轻人聚在一起。最终，三人决定放弃游海，而用九死一生的“扑网”方式从宝安逃向香港。

　　他们三个，一个从农村跑出来，是因为饥饿；一个从大山里跑出来，是因为遭人侮辱；还有一个是因为有一顶“反革命”的帽子，没了政治前途。他们选择即使九死一生，也要逃到香港去。所谓“扑网”的“网”，指的就是广东宝安县梧桐山边境的一整排铁丝网。偷渡者需要经过深圳梧桐山、沙头角一带，翻越铁丝网，最终才能到达香港。

　　这一夜，被惊动的军警拿着探照灯，带着猎犬，将寂静的夜空划出一道裂痕。镜头下，逃港的人群只顾自己疯狂奔跑，人群甚至互相推搡、摔倒、翻滚……广播喇叭里放出声音：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紧急通告，偷渡外逃是阶级斗争的反映。

　　也就在这一夜，“扑网”这个词汇，传到了叶剑英的耳朵里。电话里传来的是许世友的大嗓门：“叶帅吗？我是许世友，我这边又出事了，这一两个月来逃港的人很多，几百个年轻人集体冲铁丝网，另外深圳湾那边淹死偷渡的人也很多……中央要拿个主意啊！”电话那一头，叶剑英沉默着挂了电话。

　　数月后，邓小平复出，针对深圳逃港问题召开了反思会议。邓小平说，不能怪别人跑，问题恐怕出在政策上。“老百姓会对比，一河之隔，差距太大。这是党的政策出问题了，是我们的革命有问题。”

(原标题：从疏到导，深圳河边偷偷搞“改革开放”)